看著電視里深圳的法官們不用再為行政級別沒法“進步”發愁了，王慧（化名）心里很羨慕。她也希望自己的工資能和行政級別脫鉤。到檢察院10年，34歲的王慧仍然是一個科員，晉升對她來說似乎還有些遙遠。就在前年，她的一位四十多歲的同事才剛剛提了副科。

今年1月，深圳從2003年開始探索的法官職業化終于結了果，《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員分類管理和法官職業化改革方案》得以通過。

這一方案在一些學者看來是值得借鑒的樣本。方案所致力于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仍在路上。

離開的人和不辦案的人

去年一年，王慧辦了120多件案子，前年是180。盡管論辦案量，她在科里是最多的，但辦案并沒有給她帶來多少收入。她的收入和同事沒什么區別，“干多干少，收入差別不大”。

山東省聊城市東昌府區法院副院長趙耀彤有類似的感受，“有效激勵機制缺乏，干多干少差不多”。

缺乏激勵的結果，是不少法官選擇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崔亞東就透露，“近5年來，上海市法院系統每年平均流失法官67人，年齡在40～50歲之間。”據他介紹，這批業務熟練的法官，往往流向了黨政機關和商界，或者干脆“下海當律師”。

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深圳。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數據也顯示，從2009年到2013年年底，深圳法院系統一共辭職34人，調走237人，相當于兩級法院政法編制人員的15.5%。

檢察系統也不能幸免。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紅宇在提案中“不完全統計”：2011年檢察人員流失人數為6011人，2012年檢察人員流失人數上升為6252人，2013年檢察人員流失人數更是高達6415人。

根據趙耀彤的觀察，法官辭職的可能不算多，但隱性辭職或有過隱形辭職要求的不在少數。他所謂的隱性辭職，就是指申請調到了行政、后勤崗位，不在一線辦案了。

人員流失進一步加劇了司法部門案多人少的狀況，讓原本緊缺的司法資源更為緊張。一線司法人員中，真正辦案的并不多。

王慧所在的四川省宜賓市翠屏區檢察院有70多名人員，日常負責辦案的大概只有30人左右，剩下的則基本負責行政工作，辦案人員不到50%。類似的情況在法院同樣存在。曾有媒體報道，一個法院的實際辦案法官占總人數的50%～80%。

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琳就覺得法院里閑人太多，他認為，非審判崗位可以大幅壓縮。“是不是每個法院都需要研究室、政工部門？后勤、基建這些是否能社會化？”王琳認為，一般法院裁員五分之一，都可以正常運轉。

除了行政人員，在法院里不審案子的，還有位于領導崗位的院長、副院長。這在過去也被認為是法院過于行政化的一個表現。早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下發意見，要求各級法院院長、副院長、庭長、副庭長親自審理一定數量的案件。但因無具體要求，過去在實踐中多流于形式，去年以來，才漸有嚴格要求。趙耀彤就透露，在他所在的法院，過去院長審案僅是提倡，到了今年，已經成為強制要求。

檢察系統亦有類似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12月發布的《2014-2018年基層人民檢察院建設規劃》就提出，“完善落實檢察長、副檢察長帶頭辦案制度，對有影響的大案要案，檢察長、副檢察長應當親自指揮偵查、訊問和出庭支持公訴”。

值得留意的一個細節是，今年2月，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審宣判的騰訊訴360扣扣保鏢不正當競爭一案中，最高法副院長奚曉明就參與了審判并擔任審判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