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功歐。

龔全珍隨丈夫甘祖昌回到窮鄉僻壤的江西蓮花縣,并毛遂自薦到偏僻的中學任教,一干就是幾十年。如果我們簡單地用“夫唱婦隨”來解釋龔全珍的選擇,恐失之偏頗。她是一個浸染于中國傳統文化又善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是一個長期保持了閱讀、寫作習慣的知識女性。如何面對鄉土?這其中當然有一種艱辛的價值抉擇,她選擇了一條奉獻之路——為人民奉獻出自己的一切,用她自己日記中的話來說:“自覺奉獻,并把這種奉獻當作是最愉快最幸福的事?！蔽乙f,這一個“自覺”,它包含著多少文化的儲量。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來有一種“民本思想”,繼而導引出士大夫的行為準則——“萬事民為先”。因而,在傳統文化中,率先垂范地親民、愛民、為民,成為一種風尚;于是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與“民胞物與”理念的出現,理念化為精神,而精神一旦蘊成一種文化,就會“潤物細無聲”地內化成一種人格,這是通過文化熏陶而成的道德人格。中國古代的仁人君子,正是以這種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的道德人格而取信于民的。古代知識分子視此為天理、良知,而良知前提下的“知行合一”,自然成為傳統道德文化的一種人格標志。在“民本”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人格,才是有魅力的人格。龔全珍在日記中由衷地贊同孔子“仁人君子”“真誠守信”的觀念并盛贊“得民心者得天下”,可以說她對此有一種理性的自覺,其所言“活著一天就應該為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好事”,就是一種源于文化傳統中的“人民關懷”;而她一生為民的踐履,最終成就了她極富魅力的道德人格。

龔全珍已年屆90,身跨新舊兩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她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中獲得了新的話語,有了新的思維。作為知識女性,她當然要去尋求生命的新價值。而她之所以深深地信仰共產主義,也正是因為她看到了共產黨人“一切為了人民”的價值導向,看到了共產黨人的使命與職責,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她理性地覺悟到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人民”內涵,既符合人類進步的“真理原則”和“價值原則”,又體現出先進性與科學性。在這樣一位知識女性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人民關懷”的民本理念與共產黨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宗旨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