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和完善體制機制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薛榮久注意到，這比原有提法“開放型經濟”多了“體系”這兩個字。
他對本刊記者分析說，對外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是中國的國策；“體系”兩字的加入，把中國整個對外開放整體化，把所有對外開放的各個部門、各個領域協調、機制化，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內外聯動是這一體系的立足點，是把對外開放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合起來；互利共贏是紐帶，互利、共贏的新理念應漸成共識，在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和參與體都要落實和貫穿這種理念；安全高效是體系效益衡量的基點，所謂安全是指不傷害國家整體發展，高效是指能夠提高中國的競爭力。
薛榮久強調，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石，但遺憾的是，它并未完全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出臺各種對外經濟活動政策的基點，引出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入世后，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國在體制完善方面仍相對滯后，是今后應著力加強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指出，要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劉軍紅說，中國入世十年成績突出，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經濟對內對外均衡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過度強調物質文明和市場經濟，忽視法制、行政體系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體系的建設有關。
這些問題已影響到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競爭力2011年度報告》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居亞洲第一，但競爭力僅列第11位，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列亞洲經濟體競爭力前三名。
報告指出，中國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政府商業行政效率（第22位）；基礎設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聯網、電力以及通訊設施方面；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第31位），包括醫療服務和交通安全問題。
劉軍紅說，中國應以入世十周年為一個新起點，進入體系構建的時代，繼續完善市場體系，同時進行社會建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
張茉楠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內需轉換關鍵在于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
北京WTO事務研究咨詢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對本刊記者說，中國在加入WTO后，做了很多涉及貿易、法律和政府體制的改革，也開始在制度設計上創新。例如加入了“和諧”等帶有中國元素的想法，但這些還不夠系統，不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