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所謂的民意強奸民意”
目前尚無證據證實聽證會上到底有沒有“托兒”，或者有多少“托兒”，但此番討論卻撕開了中國聽證制度的一道裂口。近年來風靡各地的聽證會，人們常用“逢聽必漲”這樣的詞進行無奈的調侃，其背后，是公眾對聽證制度的不信任。
即便是“感覺自己被網友誤解”的廖冰虹也認為，一些聽證會“水得很”。有時候聽證會結束后，工作人員會遞上一份他在會上的發言記錄，他一瞅，發現自己的很多反對意見被刪除了。
“我一提疑問，對方就說：哎呀，廖老師，理解一下嘛。”廖冰虹說。
他也親眼看到，組織者會向記者提供一份新聞通稿，希望記者統一報道口徑。
有的聽證會則成了一些政府部門行使權力的工具。在一個拆遷案例中，一塊地上的20多戶人家被政府各個擊破，紛紛遷走，只剩下一戶人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這戶人家向四川華敏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敏求助。后來當地政府開了一場聽證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拆遷公司、社區的人前來聽證，徹底孤立了張敏的當事人。更讓張敏感到意外的是，聽證會還沒開完，有關方面就拿著聽證結論讓當事人簽字確認了。
“披著合法的外衣，借所謂的民意強奸民意。這就是部分聽證會的真實面目。”張敏說，“聽證制度是一部好經，可惜被一些人念歪了。”
一些專家認為，現行聽證制度的一個重大漏洞，就是聽證代表的選拔程序。
“參加了23次聽證會，說明她是‘聽證專業戶’，而不是聽證代表了。”聽說胡麗天的案例后，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周偉感到很意外，“在我看來，能參加兩次聽證會，都夠多了。”
周偉的觀點是，一個人參加過一次聽證會后就不要參加第二次了，“成都市1000多萬人口，怎么會選不出不同的聽證代表呢？完善制度其實很簡單，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去做。”
有人提出現在公眾參與的熱情不高，報名的老是那些人，抽簽也沒有意義。周偉表示，從根源上考慮，這還是一個程序問題。
“為什么民眾不愿意參加聽證會？是因為公眾意見被采納的幾率太低，很多人覺得參加了也沒有意義。扭轉這種局面，需要靠設計合理的程序，讓公眾覺得參加聽證會有意義。”周偉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劉飛宇還建議，要培育規范、獨立的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由于個體的認識有限，有時候難以提出有價值、建設性的聽證觀點，而一些行業性的組織則可以把有關問題研究得更加透徹。
現今，規范的聽證制度缺失，導致一些聽證會的效果完全取決于組織者的理念。在張敏看來，2010年10月28日舉行的《四川省突發事件應對辦法（草案）》立法聽證會就是一次成功的聽證會。
由于此前接受央視采訪時表達了明確的反對意見，四川省法制辦特邀張敏參加聽證會闡述反對觀點。后來，因為草案中關鍵條文存在漏洞，有關部門沒有通過這部地方法規，而是選擇繼續完善。
“但如果組織者不是這樣的理念，而是找一群‘托兒’來參加聽證呢？結果也許就不一樣了。”張敏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 編輯：于姝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