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同居情況復雜，司法不會支持“第三者”
【背景】《婚姻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曾規定，婚外同居者為解除同居關系，要求財產性補償的，法院不予支持。這一條款曾引發廣泛爭議，正式出臺的司法解釋刪去了這一條。
【解讀】古曉丹：正式出臺的司法解釋刪除了這一條，主要是因為簡單的條文難以涵蓋復雜的情況。我在代理案件過程中，接觸到的婚外同居補償的情況確實十分復雜：有明知對方有配偶與之同居的，也有不知對方有配偶與之同居的；有用夫妻共同財產進行補償的，也有用個人財產進行補償的；有只是單純進行精神補償的，也有造成第三者實際人身、財產損失的。總之，情況不一而足，處理方式也不能“一刀切”。雖然刪除了這一條，但不會給這類問題的處理帶來很大影響，實踐中還是該怎么判就怎么判。
馬憶南：“第三者”的問題爭議太大，涉及“第三者”利益、丈夫利益和妻子利益的三方平衡，也涉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等問題。我以為，盡管司法解釋未作規定，法院在判案的時候也不會支持“第三者”。這樣的一種道德倡導，其實不需要司法解釋再去刻意強調。
不必因法而“恐婚”
《婚姻法解釋（三）》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這部司法解釋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正如許多人批評的，《婚姻法解釋（三）》確實過于技術化、過于算計，較少考慮親情、愛情這些婚姻家庭特有的因素。但大家不要失望，中國的婚姻家庭關系的基本面不會因為一部司法解釋而改變，中國的婚姻家庭法整體上仍然是理性的、有節制的，婚姻家庭事務絕大多數還在家庭自治的軌道上運行。
事實上，司法雖然有權基于保護理念介入婚姻家庭關系，依法保障弱者權益，但首先應該尊重個人對家庭生活事務的自我決定權，實施的干預必須適度。司法在許多時候只置身于婚姻家庭關系的外圍，只是在當事人不能自行解決和權益受到侵害并請求干預時，才被動地介入進行干預。但若涉及家庭暴力或未成年子女，法律則秉持相對積極的態度，在必要時主動干預。因為前者屬于保護人身安全與人格尊嚴之要求，這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高于家庭生活自主權；后者則是基于對未成年人受支配之困境與無援用法律之能力的事實認知。
國家權力往往作為自治與權利的保障者和補充者的角色出現并發揮作用。當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時，法律和權力就會出現，成為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器。而當公民自治無法取得一致即爭議無法解決時，法律和權力又會作為最終的爭議解決方式出現，這種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義或補充性條款的名義出現。《婚姻法解釋（三）》中大量的條款都屬于這種情況，都是首先允許當事人自行協商，在協商不成的情況下才由法院依據一定規則判決。
親情、愛情、過錯，這些都是婚姻家庭的特有因素，但問題在于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把握這些因素，這是司法者最大的難題。我們不能假設法官是全能的超人、具有無限的理性。法官和我們普通人是不一樣的，我們看到的婚姻家庭有和諧的也有不和諧的，但絕大多數是和諧的；法官面對的婚姻家庭都是不和諧的，不然誰去法院打官司呢？而且，現在的婚姻家庭案件多數是財產利益之爭。法官審理案件有審限的限制，在有限的時間內要實現案結事了，不得不依靠一些技術性規范來斷案。《婚姻法解釋（三）》主旨是通過更細的規則處理具體的婚姻家庭糾紛。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我們完全可以自己協商處理家庭糾紛，絕大多數人的道德境界肯定比法律底線高，親屬、家人依然“溫情脈脈”、值得信賴和依靠。婚姻家庭是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會機制，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承擔義務，約定關愛與互助，分擔各種風險，它仍然是我們社會中最溫暖、最甜蜜、最有益也最受珍視的機制。所以，不要對婚姻家庭失望，更不必“恐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婚姻家庭法學研究會副會長馬憶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