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松華傾向于從制度源頭規避“高考移民”現象的出現，“不少人依然習慣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制度稱為‘異地高考’，這是必須糾正的概念。這不是在咬文嚼字，而是從制度本身明確標準，即放開非戶籍人口高考，究竟面向哪一類人群。”也正基于此，對學籍長短的認定可以成為區別“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高考移民”的關鍵。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也指出，“讓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在接受義務教育之后接受更高的教育”的政府表述中有三個關鍵詞：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是孩子父母一方或者雙方首先在城市工作，孩子跟著過來并在這里接受了義務教育，以及擁有高中學歷，而不是為了尋求低分洼地在高考前投機移民過來的。”

這種劃分，也得到了不少隨遷子女家長的認可。去年10月，由20多位隨遷子女家長共同起草、5萬多人簽名的“高考民間方案”對于資格認定的表述為：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有3年以上連續學籍的，高中畢業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京、滬兩地則將學籍要求延長為連續4年以上。同時，該方案特別針對“高考移民”的質疑，指出“只要嚴格執行學籍限制條件，即可防止高考移民”。

落實就地高考，根本在高招改革

時間節點明確后，對于隨遷子女就地高考這個大范圍觸動城鄉不同利益人群的兩難命題，“門檻”高低成為新的關注焦點。

“門檻”究竟如何設置，才能最大限度地體現政策效果？

“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不可能一下全部放開，在現階段內，‘門檻’是個必需的過渡選擇。”在談松華看來，“門檻”設置的因地制宜，要建立在確保人口流入地的教育資源供給的基礎上，“我們調查的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兩地小學階段的非戶籍人口已經分別占到其總數的46%、47%；初中階段則占到了27%、30%。如果政策要放開，就意味著人口流入地要做好增加大量教育資源的準備，這樣才不會進一步激發本地居民和非戶籍學生的矛盾。”

熊丙奇則認為，合理“門檻”的設置需要綜合協調隨遷子女權利、本地學生利益、高考指標分配、城市承載能力等諸多方面。但在經歷了這個過渡階段后，如何醞釀整個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才是解決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從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考試權出發，是應該沒有任何門檻的，作為我國公民應該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報考——這也是有網友認為現在的門檻太高的原因——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推進高考制度改革，打破現行高考制度框架，實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我國高考之所以有戶籍限制，主要原因是高考實行分省按計劃集中錄取，各高校把指標分配到各省，因此各省才會提出戶籍限制，如果取消這一制度，按戶籍報考的規定也就失去存在的土壤了。這是徹底實行‘就地高考’、推進高考公平的根本所在。”（記者鄧暉）

實習編輯：孫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