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馮玉祥通電下野，出國去蘇聯，臨行前電報李烈鈞，李烈鈞勸馮玉祥不可遠離，馮不納，以一切事權交張之江，并托付李烈鈞指導。同年8月李烈鈞取道前往蘇聯之烏丁斯克，擬與在蘇聯的馮玉祥取得聯系，并乘車轉海參崴，乘船至香港。
1927年1月李烈鈞抵南昌見蔣介石，代表馮玉祥向蔣致意并溝通意見，表達了馮玉祥的革命之意。同年6月李烈鈞陪同蔣介石到徐州，參加蔣介石和馮玉祥的第一次會談。最終蔣介石和馮玉祥達成了共同北伐，蔣馮二人商定從此攜手“為三民主義奮斗”。此次會談的結果，對第二次北伐成功、徹底打敗北洋政府以及北方的各路軍閥起到了決定的意義。李烈鈞在協調蔣馮的關系中，尤其是就促使馮玉祥參加國民黨、參加北伐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烈鈞文集》中的統計，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到1937年2月間，李烈鈞有單獨和聯名提案、致電、復電、演講、外出報告、公開談話等共86篇，其中內容涉及馮玉祥的有33篇。里面主要內容是堅決支持馮玉祥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行為。在這一年里，李烈鈞積極協調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關系，并避免了雙方的軍事沖突，維護了國家的團結。從上面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李烈鈞和馮玉祥的親密關系，以及兩人的相同政治理念。
私人關系甚篤，提攜后輩
抗戰期間，李烈鈞到達重慶后沒有住所，馮玉祥就將自己在歌樂山上的一處樓房讓李烈鈞居住，請李烈鈞不要住到蔣介石那里去，并從自己的衛隊中派了一個班來做警衛，告訴李烈鈞，不要接受蔣介石派來幫忙的人，他派來的人都是特務。在重慶期間，李烈鈞身體不是很好，馮玉祥經常來看望李烈鈞并請他去重慶的北碚休養泡溫泉，同時兩人對國家的政局，抗日的前景交換意見，馮玉祥還特意告誡李烈鈞，說話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當心隔墻有耳，他自己去見蔣介石的時候都打著燈籠（表示當時的社會是非常黑暗的）。
在抗戰中后期，李烈鈞將他的5個兒子送上前線，其中從黃埔軍校畢業的李贛駒（黃埔16期）、李贛驥（黃埔17期）是李烈鈞請馮玉祥送他們上前線的，馮玉祥將李贛駒（二伯父）送到自己的部下高樹勛手下，將李贛驥（四伯父）送到了自己的部下孫連仲的手下。
我曾聽父親說過，馮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將軍，他信了耶穌后，也要求下屬士兵相信，就請牧師用水管澆士兵，表示全部接受洗禮，現在看是蠻有意思的。馮玉祥的手下士兵都是以農民為主，也不知道這些士兵是否能夠理解基督的含義。
在1930年代初期，大伯父李贛鵬比較調皮不是很聽話，爺爺李烈鈞比較生氣和頭痛，馮玉祥看見后卻說，“這個小孩很好啊，我來幫助你管理和教育一下”。然后就將我大伯父帶到了泰山，讓大伯父跟了他一段時間。
李烈鈞剛到重慶時，馮李兩家都在重慶，且都住在歌樂山，兩家不僅大人來往密切，就是雙方小孩也經常來往。當時馮玉祥的女兒馮理達和我五伯父李贛驊年紀一樣大，所以讀書就不僅在一個學校還在同一個班更是同桌。據我五伯父后來和我講，雖然和馮理達同桌，關系也不錯，但馮理達和我六姑姑關系更好，她們兩個女孩子經常在一起玩，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五伯父和她們兩個人吵了起來，兩個女孩和他一個人打，最后還是兩個女將厲害，他只好跑掉了。后來我在北京，1980-1990年代的時候，我姑姑每次回國都要親自去看望馮理達，電話更是經常聯絡。
1942年我爺爺李烈鈞和馮玉祥都是60歲，馮玉祥和李烈鈞都相互題詞，以書畫作品來表示對對方的尊敬。當時馮玉祥還特意請了一個著名的雕塑家，給我爺爺做了個半身塑像。
來源：辛亥革命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