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學風問題關乎國家命運。
《大學》講的也是大學風，即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學風。可貴的是《大學》將學風問題與治國實踐相聯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正其心，當先正學風。學風不正，無以修身，無以齊家，最終是無以治國平天下。
學習之難，不僅難于論“道”，更難于“明德”；不僅難于“致知”，更難于“格物”；不僅難于“求是”，更難于“實事”。脫離“實事”的“求是”，與不經“格物”的“致知”及不經“明德”的求“道”一樣，是沒有一個不失敗的。
20世紀20年代，中國出現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其焦點不在“明德”，而在論“道”；30年代毛澤東與王明之爭，其焦點不在論“道”而在“明德”。毛澤東的《反對本本主義》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基于“明明德”、“格物致知”，繼而“實事求是”學風和認識路線的杰作：與陳獨秀、王明等不著邊際的空論不同，毛澤東將共產主義的大道的應用于中國實際，從中國之“德”中求出共產主義之“道”，又使中國之“德”孕育了共產主義之“道”，中國革命就取得了勝利。
根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并警醒于20世紀30年代慘敗之中的中國共產黨的延安學風，對于當代中國的發展仍有巨大的指導意義。殷鑒不遠：蘇聯沒有倒在西方的導彈之下而是倒在嚴重脫離實際的認識路線之中，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如果還不能居安思危并警醒于這段教訓，那我們也有可能重蹈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和90年代蘇聯共產黨的舊轍并再犯同樣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