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從1993－2005年的13個年份中，國家財政名義收入每年增長都超過了14％。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的10％稍多，增加到2005年的超過17％，2005年后更是直逼20％。同期在教育、醫療、住房以及其他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比率卻沒有明顯增加，政府自身支出卻在原有占比很高的基礎上，同期行政管理費支出增加了10.26倍。政府財政呈現出與民爭利的特征。今年上半年，財政收入更能用“飆升”二字來形容：財政部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前6個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26117.84億元，同比增長30.6%，完成預算的59.3%。同期全國財政支出為17919.99億元，同比增長22.7%，完成預算的38.5%。按最近幾年財政收入的增長比率和今年的勢頭，估計今年到5萬億上下不成問題，到時有可能出現三四千億收支盈余。
這種情況下，重提國民收入的減稅計劃，不僅具有現實意義而且時機也已經成熟。我們應該從減免個人所得稅入手，大力培育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世界發展的經驗表明，中產階層是保障和促進社會和諧與發展的最重要的社會力量。當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過低，稅率過高，又缺乏合理的減免和退稅制度，不僅阻礙了大量工薪階層通往中產的道路，而且導致中等收入者稅負過重，中等收入階層成為我們社會負擔最重的一個階層。
我國將個人所得稅自我申報的起點確定為個人年收入12萬元，當前我國獲得這個收入的人，都是政府、企業的中堅力量，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支柱。社會上普遍把這個階層的人視為高收入階層，其實存在一定誤解，他們的生活并不輕松。首先他們是個稅的納稅主體，而且是累進稅，超過1600元的，越到上面稅收越高，而且沒有任何減免。其次，即使完全不儲蓄，每月萬元上下的可支配收入，要贍養老人、培育子女，滿足飲食、住房、出行、進修、醫療、保險等基本需要，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高消費地區，必須精打細算。
我們應該大幅度提高個稅起征點，并從個稅中扣除部分房貸利息和贍養老人的費用，以把“中等收入階層”和偏低收入階層從“房奴”中解放出來，實現“藏富于民”。1981年我國開始收個人所得稅的時候，起征點是800元，那個時候的800元至少相當于現在的8000元，所以現在的起征點至少應該是8000元。但現在是1600元，幾乎到了工薪階層全民皆個稅的地步，成了非常直接的政府與民爭利項目。個人所得稅的作用就是調節貧富差距，起征點太低，使它走向了自己初衷的反面———工薪階層成為個稅主體，富人倒有太多的辦法避稅，甚至把個人和家庭開支都打入企業成本。
《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按貧富之別將城邦公民劃分三類，極富、極貧和居于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他指出，只有中產階級是國家中最“安穩的公民階級”。他們擁有適度的財產，生活狀況良好，“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則”。所以，亞里士多德得出結論：“最好的政治社會是由中等階級的公民組成的。”
“中等收入階層”占社會人口大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是最和諧穩定的社會。而今天，我們的“中等收入階層”稅負和實際生活負擔太重，人數太少。我國的個稅應該把征收重點放在那些特別高收入者身上，徹底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負，使“中等收入階層”能夠更快更好地成長壯大。（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