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曹禺開始構思和寫作《日出》。曹禺自幼生長在天津，1934年，他第一次去上海。當時這兩個殖民地化的城市，正經受著帝國主義轉嫁經濟危機的折磨，民族工、商，金融企業大批倒閉，失業的下級職員和工人掙扎在死亡線上。農村則因遭受著連續不斷的內戰蹂躪，無以為生的農民流入城市，加入失業大軍，妻女淪為娼妓。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暴發戶、“高級流氓”和“高級惡棍”卻在吮吸著人血，滋養它們荒淫無度的生活。年輕的曹禺在這里看到了許多“夢魘一般可怖的人事”，于是他決定以此為素材寫《日出》。
《日出》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比《雷雨》更成熟，更顯露了作家獨特的創作個性與藝術風格。作者利用陳白露的“休息室”和翠喜的“寶和下處”有限的空間，召來了三教九流，全聲色地表現了魑魅魍魎盤據的舊世界，揭示了“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剝削制度的本質，因而使《日出》既有鮮明的時代性，又具有深廣的歷史內容。在藝術上，作者“試探一次新路”，他舍棄了《雷雨》中“太象戲”的結構和“用的過份”的“技巧”。采取了與表現“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形態相適應的“橫斷面的描寫”。用“片斷的方法”，用“色點點成光彩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圖畫”的技法，寫出“社會的真實感”，因而《日出》具有紀實性的特點，開放，真切、自然。人物形象的刻畫，仍是《日出》最成功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