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歷史中人物的命運
中國海軍的建立要追溯到洋務運動海防籌議時期，“一部海軍史實際上也是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的縮影。”在黃傳會看來，史學家更重視對宏觀歷史事件的描述，而“文學家更關注筆下人物的命運”。“過去總是從宏觀入手寫史，《史記》中關注人物命運、竭力展示人物性格的‘史記傳統’漸被遺忘。”舟欲行說。
關注人物命運，使作者的足跡遍及每一個可能隱藏著歷史真相的角落。在丁汝昌的家鄉，他們找到當事人描述1958年扒丁墳時的情景：被認定藏有金銀珠寶的北洋水師提督墓穴，內里竟空空如也。人們把棺材板拆開做了板凳，卻將尸體拋擲近旁的水塘。那時，作者甚至親自下水，試圖尋到些“蛛絲馬跡”。
除了挖掘這些“鮮活”，也“決不能簡單地給人物蓋棺論定”。描寫李鴻章兵敗后被人攙扶走進賢良寺的段落，深刻的理解與同情流淌在字里行間：“個人無法左右一個時代或一場戰爭，他的很多行為不能只歸結于個人原因”。在黃傳會眼中，“李鴻章是個極復雜的人物，不能簡單地用二分法判定。”
甚至，對“無名小卒”的命運，他們也從未放棄過關注。辛亥革命后，一群當時參與起義的人莫名消失，“不把他們的命運及歸宿弄清楚，就無法解釋歷史。”經多方追蹤，他們終于找到其中曾是秋瑾義弟的一位，進而尋訪到幾乎所有的人。
“史學家關注人物做了什么，而我們更關注這件事與他性格的養成、歷史身份間的關系。”舟欲行認為，關注人物命運，就要“從最細微處入手，分析人物為什么在特定時刻做出特定選擇，而這些可能更接近歷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