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海外并購的不斷增加，幾個越來越值得中國企業重視的課題已經擺在眼前——我們都需要和誰打交道？怎樣打交道？這是一個怎樣的規則環境？我們的并購策略中應該有哪些組成部分？

10月8日，美國眾議院常設情報委員會發布了對于中國企業華為和中興的報告。長達52頁的報告總結說，兩家企業都涉及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并且應該予以其在美從事經營活動更加嚴格的限制。

在報告中，美國用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fail”(未能)，例如“華為未能解釋其與中國政府的關系”、“華為未能解釋其內部黨委的功能”、“華為未能提供其與中國軍方是否有聯系的詳細答復”等等。然而，報告在論述兩家企業存在的問題時，同樣“未能”通過充足的證據來以理服人。例如，報告中提到“中國有手段、機會和動機通過電訊公司從事惡意活動”，卻未能提供這種判斷的事實根據，其大量引述的文件性內容也都來自于美國政府或國會之前發表過的報告。這種用自己撰寫的資料論證自己觀點的方式，確實難為了報告的作者。

其實，令華為止步美國市場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當筆者看完美國所有國會議員的投資賬目明細后發現，國會議員中有73位在思科集團(Cisco Systems)中擁有投資。例如馬薩諸塞州民主黨參議員克里去年在思科的投資在60萬美元至130萬美元之間。而思科，正是華為在美國最直接的競爭對手。這提醒著我們的企業應該盡早對這些政客有所認識，以便“對癥下藥”，對于權力個體和制度進行合法攻克。

華為的澳大利亞模式

這份報告體現了美國的心虛，他們力圖證明指控華為中興的正當性，并強調禁止華為經營并非沒有先例，報告中列舉了澳大利亞和英國政府對于華為部分設備進行限制，美國試圖證明：不只是我們在針對華為。

被引述的主要案例來自于澳大利亞在今年3月26日對華為澳大利亞子公司參與競標國家寬帶網絡(NBN)的禁止。理由同樣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報告中并沒有提及一個背景，那就是美國總統奧巴馬2011年11月16日開始的對澳大利亞的正式訪問。此次訪問旨在加深美澳兩國的同盟關系，尤其是在對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地區重新施加影響力。奧巴馬在訪問前接受電視采訪時，甚至公開表態，如果中國人和美國人、澳大利亞人過上了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美國顯然希望同澳大利亞形成在遏制中國發展上更為廣泛的聯盟。而根據當時澳大利亞媒體的報道，華為也感受到了這次訪問后其與澳大利亞政府之間關系的降溫。可以說，在對待中國的戰略上，澳大利亞對美國亦步亦趨。當然，最終這筆訂單并沒有那么愛國地落到澳大利亞本土企業的手中，而是被日本電子設備商NEC簽走。這更加只能有一個解釋：日本是澳大利亞盟友，中國不是。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澳大利亞對華為競標國家寬帶網絡施行禁令的案例中，總理吉拉德的決定并沒有得到一邊倒的支持。在澳大利亞政界和經濟領域都存在反對的聲音。據了解，華為在澳大利亞的子公司已經開展業務多年，其中大多數的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基本都是澳大利亞人，董事會里更是有澳大利亞政界高層人物。這其中就包括霍華德政府時期的外交部長唐納和維多利亞州前工黨政府的總理。作為利益相關方，唐納等人的態度就與吉拉德截然相反，他認為華為威脅澳大利亞國家安全的理由過于荒謬，并且強調完全不存在華為參與網絡攻擊的概念。

當我們不再考慮國家安全、網絡間諜、貪污腐敗等政治性干擾因素時，明白游戲規則、善用游戲規則便是中國企業未來的主攻方向，尤其是針對美國等在對華企業進駐問題上不甚友好的國家。華為的澳大利亞模式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借鑒。

必須了解美國議員的投資組合

西方國家的政客與財富并非不能公開發生關系，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治人物都擁有可觀的產業，并利用自己的議員等身份公開支持對自身利益有益的相關法案通過。

根據美國公開政治中心的數據，美國國會535名議員當中有319名都是百萬富翁，其中千萬富翁20余位，億萬富翁也有近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