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內閣在歷史、領土問題上的行為種種，生動地折射出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扭曲的戰后國際秩序觀。其一，無視秩序形成的歷史背景與邏輯起點。誕生于二戰尾聲的聯合國憲章體現了人類社會對戰爭的深刻反思，體現了盟國清算、懲戒及限制軸心國，防止其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復活的正義意志，并以此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日本戰后將“the United Nations”（聯合國）譯為“國際連合”，刻意淡化昔日軸心國形象、消弭與盟國曾經的敵對關系，長此以往，右翼保守勢力未能蒙蔽世界，自己卻陷入了自說自話、入戲過深的幻境。

其二，將美國奉為聯合國，將日美關系放大成日本與國際秩序的關系。日本動輒以《舊金山和約》、《沖繩返還協定》為據，主張對釣魚島的主權，殊不知，奠定戰后國際秩序法律基礎的，不是美英對日片面媾和的《舊金山和約》、美日私相與授的《沖繩返還協定》，而是規定日本歸還中國領土、限定其版圖范圍的《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而且，日本自己對此也是接受的。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書宣示“承擔忠誠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項規定之義務”，從而也就承擔起了履行《開羅宣言》的義務。日本1956年加入聯合國、1972年與中國恢復邦交，都是在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實現的。

其三，無視戰后國際秩序的道義、道德層面。國際秩序不僅包含權力分配、制度設計等硬件部分，行為規范、道德訴求也是其重要構成。戰后日本在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和冷戰時期美國的庇護下，實現了“經濟神話”，而對那些它認為于己不利的秩序層面，卻越來越露骨地采取了“堅定的修正派”立場。日本政要屢屢發表“侵略定義未定論”、“東京審判不公論”、“參拜戰犯正常論”和“效仿納粹修憲論”，全面為侵略歷史翻案，跌破了人類道德底線，也直接構成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否定。日本外交道德感的喪失，頻頻顯露于多邊、雙邊關系中，國際道義形象加速下墜，“價值觀外交”“節操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