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拍檔

“實際上，99%的科學家正被恐懼所驅動。”Fang說。一個清晨，他坐在費城的一間咖啡館里，聽著音樂。這里距離賓夕法尼亞大學數步之遙，而Fang剛剛在這所大學作了一場有關一氧化氮和細菌的報告。

像往常一樣，他遇到的那些同行更喜歡談論研究之外的事情：獲得下一筆撥款和發表另一篇文章帶來的壓力、科研不良行為的高比例等。而這些，Fang關注已久。

2008年，Fang和Casadevall聚到了一起。當時，Fang是美國微生物學會（ASM）旗下刊物《感染與免疫》的總編輯，Casadevall也是那里的編輯之一。“我要寫一些社論，于是向編輯們詢問關于科學現狀的意見。而Arturo在這方面做得很好。”Fang回憶道。

這兩個人發現彼此“志同道合”。2009年初，他們發表了名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同行評議改革——我們需要的是改變，還是豬擦口紅》的評論（編者注：“豬擦口紅”形容無論怎樣裝扮，甚至涂上口紅，豬還是豬）。他們發現科學家依靠津貼支付工資，并質疑NIH提出的同行評議改革是否能帶來很大不同。

“我們的文章獲得不錯的反響，本來很少有人給雜志寫信，但是他們很愿意給我們寫信。”Fang提到。

“我們的看法一致，不過Arturo是個詩人。”Fang說，Casadevall負責修飾語言，而Fang負責計算數據。這對“最佳拍檔”一直用文章反思著同行評議、基礎科研以及科學如何表達等問題。直到一天晚上，Fang收到一封郵件。

這封來自日本琉球大學的郵件寫道：“我們寫這封郵件是希望告知你，以下發表在《感染與免疫》的文稿重復使用了其他文稿中的數據。”當時的Fang還不知道，這所大學審查了濾過性病原體學家Naoki Mori發表在《感染與免疫》上的論文，發現其多篇論文存在內容重復等學術不端行為。ASM相關調查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后來，Mori同意撤銷這些論文。

這件事對Fang的觸動很深。之前，Fang一直在“科學能自我更正”的假設下進行工作。這之后，他忽然意識到：“很多科學研究可能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