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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信訪量下降與否很難統計，而且各類信訪成因復雜，很難說因一種監督制度推行，就立竿見影。“如果能全省推廣，真真實實搞下去，經過一定時間，全省范圍內的信訪量下降是一定的。”

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看來，對蕉嶺模式的熱情拔高，不過證明了我國基層政治類改革嘗試的日益稀缺。

事實上，村務監事會在蕉嶺縣內的推廣，依然遭遇重重阻力。

艱難“推銷”監督

一名村主任聽說要搞監事會監督他，大嚷道：“我村里的錢，我決定，要跟他們商量？”

2006年，蕉嶺縣分管農業的時任常務副縣長盧堯生調任縣紀委書記。這一年，中央下發文件要求農村加強黨風廉政建設。

“我們兩人對農村工作都比較熟，但是在紀委工作方面是生手。”劉均平介紹，他們考察發現，蕉嶺的農村廉政建設“相比非常落后”。

芳心村——一個省市領導掛點的明星村，被選擇進行試點。一口氣在該村建立了12套制度，包括《財務支出審批制度》、《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和《重大事項議事制度》等。

運行了3個多月后，發現一大堆制度成了擺設。“如果沒有人監督，這些制度村委會不實行，誰知道？”

劉均平說，全縣97個村，紀委不可能一一監督，而普通農民不敢監督。“必須搞個機構，由紀委撐腰，讓農民依托機構，才敢于監督。”

2007年，村務監事會率先在芳心村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