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歷史機遇對于阿里巴巴來說，意味著什么？也許只有馬云最清楚。他在參加貴州電視臺《論道》節目，與嘉賓主持也是中國入世談判總代表龍永圖對話時，曾深情地說，他這一代的企業家的成功都是拜WTO所賜。坊間甚至將他聘請龍永圖作為阿里巴巴的獨立董事，解讀為一種報恩。畢竟事務繁多的龍永圖不可能親自過問阿里巴巴這個企業的任何事務。
如果說加入WTO是阿里巴巴把自己嵌入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環節中的話，2003年則是阿里巴巴真正形成B2B平臺的關鍵年份。2003年中國遭受“非典”肆虐，實體經濟和渠道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沖擊和損失。旺盛的產供銷需求只能另辟蹊徑，于是電子商務成為了大家共同追捧的對象。2003年中央電視臺曝光率最高的兩個廣告，一是戰勝“非典”的公益性廣告，另一個就是阿里巴巴的形象廣告。那一年，馬云完成了一統江湖的霸業……
馬云與投資者之間的關系也許是坊間最津津樂道的話題。馬云一直在尋找資本投入和以我為主的管理模式中的一個平衡點。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由一個市值1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一躍成為市值600億美金的企業，企業的當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馬云及其團隊才真正擺脫了機構投資者的意見束縛，決策自由度真正體現出來，但也為今天的“支付寶”風波埋下了隱患。
從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來看，不得不承認，阿里巴巴是歷史的選擇。
馬云式阿里模式
馬云是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他不斷聲言，要在企業經營中把價值觀放在第一位。他可以把從人生理想到30套別墅的現實理想，游刃有余地用在激勵團隊上。2000年左右的寒冬期，當企業面臨極大困難和調整時，馬云自比紅軍反圍剿失敗被迫長征，于是阿里巴巴集團開了“遵義會議”，進行了“延安整風”，舉辦了“抗日軍政大學”，開展了“大生產”運動等等。馬云不僅在作一種艱苦的調整，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用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典故，讓團隊理解現在的處境和他想要達成什么效果。這樣的做法非常符合理想主義者的現實改造方式。